木偶戏班主的“特殊使命”

———寻访上杭县茶地镇樟树村老艺人邱必书的红色人生

□特约记者 王坚

他是一位走江湖的木偶戏班班主，他是一位工农暴动的参加者；他是苏区反“围剿”战场的“哨兵”班长，他是封锁线上为红军游击队输送物资情报的秘密交通员；他和闽西风云人物傅柏翠是结拜兄弟，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

群山环抱的上杭县茶地镇樟树村，一座几近坍塌的土木结构民房在蓬生的茅草中显得荒凉寂寞。上杭县茶地镇党委宣传委员张晓丽介绍，这是上杭传统木偶戏（客家人称傀儡戏）老艺人邱必书的故居。邱必书生前是闽西地区著名的民间木偶戏班班主，为闽西木偶戏的挖掘整理、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又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老苏区干部，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一直不为人所知。

晚年邱必书像

老戏班成为红色“轻骑兵”

屋内墙壁上，有一盏蒙尘的民国老式煤油汽灯，灯罩的玻璃碎裂成几片，仿佛在无声地凭吊远去的主人。古稀之年的邱必书长孙邱能宗告诉我们，这盏炼油汽灯就是当年祖父走村串乡演出时的必备工具。1893年12月，邱必书生于上杭县茶地镇樟树村一个贫农家庭，8岁开始学做土纸、替人放牛，10岁时，由姐夫李佳森带入木偶戏班。他天生机敏强记，每天全心学习操纵木偶、背记戏文，11岁就能掌锣鼓和唱曲，成为“包台师傅”。口中能唱生旦净末丑，手上能提线，使用各种民间乐器，被人誉为“神童”。

　　民国初年，战乱频仍，兵匪横行。邱必书接任班主，带着戏班东奔西走演出糊口，饱尝人间艰辛。为了维持戏班的生存，邱必书不得不加入洪门，寻求庇护，后逐渐接受革命思想。1919年，武昌起义后，邱必书自编了《武昌起义》戏目，在漳平上演，受到群众欢迎。1929年春，正在南靖金山演出的邱必书，接到结拜兄弟傅柏翠的通知，得知红军的朱德军长率部进入上杭指导革命运动，于是他马上把道具箱寄放在金山，带领戏班步行回乡。三天后回到茶地时，当地工农群众在红四军第四纵队帮助下，成功发动武装暴动，建立了红色政权。邱必书豪侠仗义，性格正直又初通文墨，被一致推举为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分田委员会委员等职。根据上级要求，乡苏政府成立了俱乐部、新剧团等宣传机构，委任邱必书为主任。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邱必书很快编出了五个新剧目：《扩大红军》《打土豪》《婚姻自由》《不识字的痛苦》《团结一致》，用话剧形式在乡村舞台演出。他还组织儿童团员学习古装剧，唱二黄西皮小调，新编了《大小争风》《老配少》《打花鼓》《借衣劝友》《打马灯》《花灯》等剧目。乡苏的成人剧团和儿童剧团，在革命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在上杭境内各区、乡公开演出，受到大众热烈欢迎，成为宣传党和红军政策主张的红色“轻骑兵”。

参加革命工作的喜与悲

1930年夏，邱必书带领新剧团来到大洋坝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院长罗化成是汀南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革命先驱和高级知识分子，罗化成见多识广，充分肯定了新剧团宣传提高妇女地位、婚姻自由、读书学文化、劳苦群众团结一心、积极参加红军等的政治意义和作用，给予邱必书和全体团员莫大的精神鼓舞。演出三天后，新剧团不但受到红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的欢迎，还应邀到大洋坝红军部队演出两天，同样受到红军将士热烈欢迎。尤其让邱必书兴奋的是，许多青年观看了新剧团的演出后，迅速觉悟起来，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扩红工作。才溪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非常高兴，马上研究调邱必书到区苏的俱乐部新剧团担任主任。十八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邱必书调任乡苏财务委员。

　　当时参加革命工作的苏区干部，没有工资，剧团演出也没有报酬，一切都是艰苦朴素、无私奉献。邱必书家有七口人，四个孩子，全靠妻子一个人劳动种地维持生计。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邱必书在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扛着扁担为苏区合作社挑运食盐等物资，赚取微薄的酬劳贴补家用。由于邱必书组织领导新剧团工作表现出色，不久，被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剧团抽调担任编剧小组负责人，从此，邱必书和县苏剧团的40位同志经常活跃于全县各个区苏辖地，扩大宣传，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了智慧和辛劳。

　　1931年初，由于闽西暴发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县苏剧团的许多骨干被错误地打成“社会民主党”分子，受到无情的政治迫害。全团40个革命干部和演员，28人被含冤拘押致死。县苏剧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只能被迫解散。邱必书回到乡苏后，看到乡苏的主席和文书也被抓走，心中痛如刀绞，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失声痛哭，为革命队伍的飞来横祸痛断肝肠。

　　在乡贫农团主任的支持下，邱必书担任乡苏合作社主任，从此在苏区反经济封锁的战线上，又多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忙碌身影。直到1932年上半年，中央下令禁止胡乱捕杀革命工作人员，罪魁祸首林一株等人受到应有惩罚，邱必书的内心才渐渐平静。同年11月，乡贫农团主任郑重推荐邱必书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心向党的邱必书亲手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在庄严的党旗下举手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反“围剿”前沿的哨兵班长

1933年4月，蒋介石派遣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进攻苏区，反动军队从四面包围苏区，封锁交通、物资，无情地摧残苏区群众。由于当时红军主力转移到江西境内作战，闽西各地苏区没有正规红军部队，只能依靠本地的赤卫队、模范营（连）等武装力量防守。地方武装缺枪少弹，主要以大刀、梭标为武器，依靠坚定的革命意志进行斗争。

　　一天，情报侦察员报告，反动军队将要进攻茶地、南阳一带苏区。邱必书等乡苏干部紧急组织群众转移上山，把所有的粮食、衣物、家畜家禽等搬上山，坚壁清野。由于赤卫队员大多没有作战经历，手中又没有实弹火器，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邱必书主动请缨担任哨兵班长，守卫在最前沿的高山哨棚里。

位于上杭县茶地镇樟树村邱必书故居今景

邱必书和队员们事先约定，他以“地雷炮”（土造大鞭炮）为号，如果炮响就说明有敌军进攻，大家赶紧组织转移。邱必书观察主要的交通路口，敌军很快就出现了。没有实战经验的邱必书心中虽然紧张，但为了全乡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仍然镇定地点燃了“地雷炮”报警，而后才撤出哨棚。就在他飞奔上山的途中，敌人密集的排枪朝他射击，幸亏邱必书体力好，脑子机灵，利用地形地物避开了敌军的火力，安全冲上了山。从此，大家都对唱戏出身的邱必书刮目相看，称赞他是“飞将军”。

　　敌军进入茶地后，见村里空无一人，转移前往邻近的白砂驻扎。随后，武平钟绍葵保安团的参谋长李瑶奉命到茶地“安民”。因为李瑶是茶地邻乡人，经他劝说，许多上山躲藏的群众陆续下山回家。但邱必书不敢下山，独自在山上藏了一个多月。当年武装暴动期间，邱必书担任乡苏执行委员，亲自带队没收了土豪劣绅的家产，一旦下山肯定会遭到报复，凶多吉少。邱必书在山上躲藏，遇到了探听敌情的红军游击队员，要求参加游击队。但游击队的负责人没有同意，认为他家里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全靠他妻子一个人无法维持生活。因此，要求邱必书下山回家，伺机开展地下工作。

　　不久，邱必书妻子在敌军的胁迫下，上山来通知邱必书下山。原来，敌军参谋长李瑶的妻子是邱必书的亲姨妈，李瑶是邱必书的亲姨丈。李瑶念及亲戚之情，让邱必书的妻子前来送信，要求邱必书立即下山，可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游击队负责人集体研究后，认为可以利用这层关系，今后让邱必书在敌占区之间从事地下工作，搜集军事情报，同样对革命是贡献。在游击队的授意下，邱必书下山面见李瑶。就这样，带着特殊使命的邱必书巧妙地应对了敌军的盘问，并获得了敌军的“通行证”和“良民证”。在五天内集合老戏班的演员，重新“粉墨登场”，前往古田、蛟洋、龙岩、连城等地演出。

担任秘密交通员的日子

　　第二年10月，邱必书和戏班在贴长山区的龙归坑演出时，当地的接头户找到邱必书，通知他到游击队驻地开会。游击队负责人华某某主持会议，邱必书详细汇报了白砂、茶地的敌军情况，再次受命秘密从事地下工作，散发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宣传单，为游击队员传递书信情报。

　　会议结束后，邱必书带着游击队的传单和书信回到戏班，把传单信件藏在戏箱夹层。利用流动演出的时机，把信件藏在身上，途中无人时就把宣传单张贴在墙壁上。为了传送书信，邱必书特地借故回家，来到华家亭马古凹茶亭里，和卖茶的华班长二叔取得联系，转交了相关物品。这些秘密张贴的红色传单，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反动势力以为红军又回来了，伪乡公所派出团丁四处放哨看守，个个如惊弓之鸟。

　　有一天，邱必书在迎坑里村头遇上一支红军游击队。游击队负责同志要求邱必书帮助购买被敌人严密封锁的手电筒和电池等物资。邱必书二话没说，当即动员戏班成员，把所有手电筒无偿赠送给游击队，解决了游击队的燃眉之急，游击队员们高兴地道谢离去。

　　不久，戏班来到古田赤狗坪演出，三天后，一支红军游击队假扮小池的民团，大摇大摆进村，击毙了当地的反动保长。群众四散，邱必书知道是自己的部队，叫全体演员不要慌张。其中有两位游击队员是茶地邻乡人，认识邱必书。在他们的引见下，邱必书向游击队的李连长汇报了敌占区的军事情报，随后，游击队员们说很久没有看戏了，邱必书欣然答应马上开演。当即在一座大祠堂里，关起门来演出了《扩大红军》《团结一致》《打土豪》等剧目，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天部队离开后，邱必书听甲长说有国民党中央军要来，赶紧带着戏班转移了。

邱必书在苏区时期演出使用的煤油汽灯

邱必书的戏班在古田山区高畲村演出期间，在当地开展地下斗争的原福建省苏执行委员、长汀游击队负责人游荣长，和上杭白砂白叶段的游击队班长陈书田一起找到戏班，听邱必书详细汇报了敌军情况。知道高畲村有自己的队伍，邱必书和戏班的演员心情特别好，连续演出了十天。按照游荣长的指示，邱必书和演员们想方设法，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代购了手电筒、电池、草鞋、衫裤、手巾等一批军用品，转交给游击队。

　　陈书田告知邱必书，茶地游击队负责人温含珍政委在战斗中牺牲，遗体埋葬在大田某地。希望邱必书尽快通知温含珍的妻子，把烈士遗骨带回老家安葬。邱必书早年和温含珍相识，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听到噩耗悲痛失声。第二天一早，急急忙忙步行赶往茶地。温含珍参加革命后，家庭倍受欺凌，妻子福香和儿子步林孤苦无依，家中穷困潦倒。由于温妻表示暂时无力迎回丈夫遗骨，邱必书心上压上了一块大石。邱必书赶回大高畲村，通过地下接头户询问游击队的下落，得知国民党中央军和反动民团连续“清剿”，游击队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区，失去了联系。邱必书的心情更加难过，只好把戏班带到连城境内演出，暗中继续打探游击队的消息。

　　在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肩负特殊使命的邱必书带着戏班子走村串寨，一边靠演出谋生，一边为红军游击队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闽西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大部分编入新四军二支队，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率领北上抗日，邱必书的木偶戏班周旋在形形色色的社会势力之中，时常受到反动军队、地主恶霸和流氓地痞的欺压，在痛苦的煎熬中，邱必书心中始终坚信，红军一定还会再回来。

“红色艺人”获得新生

　　1949年10月全国解放后，邱必书扬眉吐气，迎来了人生和艺术的新春天。邱必书的戏班配合土改、“剿匪”等工作，创作了《刘胡兰》《血泪仇》《白毛女》《九件衣》《王贵与李香香》等新剧目。在上杭城乡演出后，为推动群众参与巩固新生政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1954年4月，龙岩地区委派陈军平、温七九两位专家指导，把邱必书的戏班更名为“上杭木偶福胜剧团”，任命邱必书为剧团团长。当年6月，剧团参加福建省文艺会演，演出剧目《大名府》《对玉杯》获得一等奖。9月份，邱必书参加华东地区文艺调演并担任评委，个人获得“特种演员艺术奖”。

　　1955年元旦，邱必书带队参加龙岩地区文艺会演，演出剧目被评为一等奖，邱必书被选举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同年4月，剧团代表闽西老区赴京参加全国戏曲会演。中央首长称赞：“福建上杭县邱必书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演出了《扩大红军》《团结一致》《婚姻自由》《不识字的痛苦》《打土豪》等剧目，为革命做出了贡献，这位同志值得我们大会表扬！”作为特殊“奖励”，邱必书随后带队在国务院机关各部委连演了七天。这段经历，邱必书终生引以为傲。从京返乡后，邱必书被推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文联会员。

　　1956年，根据福建省和龙岩地区行署的指令，邱必书带领剧团为修筑鹰厦铁路的铁道兵8503部队和民工慰问演出。之后，又奉命前往南平地区巡回演出。为了丰富演出内容，邱必书经常现编现改，每天夜以继日，赢得了广泛好评。同年12月，早在1932年就入党的邱必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了却了一桩“心病”。1957年3月，邱必书遵照省文化局安排，与福建军区慰问团一起，前往福建海防前线慰问演出，受到原福建军区司令员刘永生等首长的亲切接见。

　　1959年，邱必书正式退休，而生活却更加忙碌充实。1960年1月，受省文化局委派赴京观摩全国文艺会演，受到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热情接待；7月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文代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代表大会，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根据省文化厅的指示，邱必书从1955年开始陆续整理记录传统戏曲剧目。至1964年5月，邱必书以惊人的毅力，口述记录并整理传统剧目1092本。1981年，88岁高龄的邱必书因病去世。

　　邱必书孙子邱能征在现场告诉记者，祖父与闽西大名鼎鼎的傅柏翠同在1893年农历12月26日出生，两人年青时就结为“同庚兄弟”，成为生死之交。1976年，时任福建文史馆馆长的傅柏翠派秘书袁同志专程步行到樟树村看望邱必书，交谈中还特地提到，当年邱必书把药品藏在戏箱的夹层，秘密送到溪口大洋坝红军医院，傅柏翠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历经人生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这位参加过工农暴动的民间艺术家，不但殚精竭力为闽西民间戏曲艺术宝库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用执著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无私的奉献，书写了苏区隐蔽战线斗争的红色传奇。

　　（本文参考邱必书生前口述资料写成）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